陈嘉映《何为良好生活》好句摘抄及读后感

 

《何为良好生活》好句摘抄：

 

1、我认识不少正心诚意做事的人，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，也多数做出了成绩，得到了一些回报。甚至，即使你做的事情是政权忌恨的，你固然会遭遇很多艰险，但也多半会得到另类的回报。

 

2、说到底，并没有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。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，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。

 

3、这个疑问，笼统表达，就是：我该怎样生活？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，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，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，而是行路的问题----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，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：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。

 

4、然而，怎么算是相仿环境？海难和战争是相仿环境吗？侵略战争与卫国战争是相仿环境吗？士兵在战场上和广场上处境相似吗？

 

5、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，人最大的需要变成是去消费，好像是在报复没人需要自己的那份失落。

 

6、但在一个污浊的社会，谁能够靠品格而不靠砖营取巧有所成就？古人说：有其人，亡其世，虽贤弗行矣。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？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，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，我只敢说，不管好坏，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，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----毫无疑问，这种建设包括批判与改造。不过，我们仍应留意，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，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、放纵自己。说到底，并没有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。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。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。

 

7、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，“善好乃万物之所向”，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。（ne，1095a15）英语通常把这个词译作happiness，与之相应的中文是快乐或幸福。

 

8、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，可引来作良好生活的图画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。君子者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，笃信好学，文质彬彬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居易以俟命。素富贵行于富贵，泰而不骄，素贫贱行于贫贱，守死善道；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曾皙这样表达自己的理想生活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＂

 

9、快乐、幸福、良好生活，这三者相互联系，但不尽相同。前面几节讨论了快乐这个概念的多重内涵，可见，把亚里士多德所刻画的eudaimonia译成快乐很容易产生误解。跟汉语快乐对应的，既有happiness，又有pleasure，与pleasure意思接近的希腊词是hedone，而亚里士多德明确地系统地反对用hedone来规定eudaimonia。最高的善好与至乐相连，但eudaimonia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快乐——西门庆、薛蟠之流过得快乐，但他们的生活不是良好生活。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后不那么快乐了，但他那时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。

 

10、自我实现这个提法，还有一层更深的困难。你的自我不同于我的自我，斯大林也许自我实现了，他的很多很多同僚和子民却未及实现就消失了。

 

11、演化论建立以来，我们也许不仅要在禽兽那里找人的恶端，而且人的善端也要在禽兽那里找。

 

12、在中国，两千多年，除了曹操这样罕见的例外，统治者一直提倡以德治国。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之虚假一望即知。

 

13、我们这里没必要再对幸福这一概念多做分析——幸福的概念结构与快乐的概念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例如，如果我们能够谈到虚假的快乐，也就能够谈到虚假的幸福。当然，幸福与快乐的语义不同，比较起快乐，幸福与eudaimonia或良好生活的意思接近得多。但两者也有细微却重要的区别：我们平常更多从衣食不愁等外在方面说到幸福；幸福也有内在的一面，就这一面说，幸福更多与天真、善良相连。

 

14、有德会让人快乐

 

15、良好生活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udaimonia则更多与品格、灵性、有所作为相连。尼采早就指出，在古希腊人那里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，因此包含我们曾经谈到过的phronesis，实践活动中的明慧。幸福跟什么年龄连着？跟白头偕老连着，跟童年连着，歌里唱到幸福的童年，啊啊，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幸福的童年，哪怕他们的前景有点儿不妙。说一个壮年人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听起来有点儿怪怪的。哪怕公主王子那些庸俗故事，曲曲折折讲来，也是公主遭遇危险和磨难依然善良，王子面对坏蛋恶魔依然英勇，一旦写到公主王子“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”，故事就结束了。

 

《何为良好生活》读后感：

 

    在《何为良好生活》一书中，陈嘉映先生在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提及，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，“哲学的努力本在于：把陌生领域的真理……翻译成我们的母语”（287页）。记得先生多年前曾说，他要教哲学说中国话。其时他刚过不惑之年，却在学问和见识上已有成熟的体系，犹如康德进入了他的批判时期。在北大课堂上，他讲得较多的是维特根斯坦、奥斯汀和海德格尔，在酒桌上论及人生时，却极推崇古希腊人的生活理想，例如，追求卓越和求真。从粗率的角度来看，《何为良好生活》一书的主要工作，是将eudaimonia和phronesis这两个希腊词翻译为我们的母语。前者翻译过来，也即书名中的“良好生活”；后者在书中译为明慧，或者说，实践活动中的明慧。简言之，人们靠明慧（身体力行）求得良好生活（至善）。尼采说，在古希腊人那里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（203页）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，多从普遍主义入手，演绎出一套套的信仰和主义。中国的先哲在讨论性善性恶、心体道体等形而上问题时，倒是更注重身体力行，“知行之中，则一向更重行”（137页）。新文化运动以来，理学心学常被讥为假道学和空谈，嘉映先生的跨文化“翻译”，却将道学传统所含的“行”的意味突显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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