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好词好句好段摘抄及读后感

 

《苏东坡传》好词：

 

巫山云雨 与生俱来 极其所能 别无他法 背负青天 悠然自在

功名利禄 锒铛入狱 万古不朽 经久不见

 

《苏东坡传》好句：

 

此处，高在山巅，天与地互相接触，风与云交互鼓荡，阴阳雌雄之气，获得会合凝聚，是以“巫山云雨”一词，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。

 

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，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。

 

西湖的诗情画意，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；苏东坡的诗思，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。一个城市，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，并不容易；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、气象、美丽，也颇不简单。

 

归根结底，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，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。

 

出外旅行的人，极其所能，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，因为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

 

苏东坡去世后，另一个人，姓洪，接他的职位。他对自己的文采颇自期许，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，他比苏东坡如何？老仆回答说：“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，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。”

 

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。人若不能控制身心，便不能控制灵魂。

 

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，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。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，当地无医无药，他告诉朋友说：“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，予颇自庆幸。”

 

今日苏堤横卧湖上，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，构成了“三潭印月”，湖边垂柳成行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。

 

苏东坡若回到民间，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。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，只能算是半个海豹。

 

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

 

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。他们只有两条路走：一是遇歉年，忍饥挨饿；一是遇丰年，锒铛入狱。

 

苏东坡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。但是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

 

苏东坡说：“古之君子不必仕，不必不仕。必仕则忘其身，必不仕则忘其君。”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。

 

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过去生活的态度，一向是嫉恶如仇，遇有邪恶，则“如蝇在食，吐之乃已”。

 

苏东坡是大事聪明，小事糊涂。但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，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

 

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，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，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。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向，而是他如何感，不是理性的问题，而是感性的问题。

 

《苏东坡传》好段：

 

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。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，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，与生命俱来，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。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：“浩然之气、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矣，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狱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”

 

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，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，背负青天，有时看见樵夫砍柴。看那茅屋孤零零立在那里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，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，并无瓦片覆盖。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，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，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，于是自己盘算，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铐镣的夹锁，是否值得？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。

 

谈论到苏东坡，我们就不能避免“气”这个字。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，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“气”字。“气”本是普通字，是空气，是气体，是大气，是精神，是力量，是运动，是闷在心里的恼怒。在《孟子》里，“气”是哲学的概念，类似柏格森所说的“生气勃勃”，是人格上的“元气”。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，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。在孟子的哲学上，“气”是伟大的道德动力，更简单说，就是人求善、求正义的高贵精神，这种精神，人人皆有，是与生俱来的。人在世上生活下去，这个“气”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，亦可因消减而衰弱。

 

《苏东坡传》读后感：

 

　  《苏东坡传》是林语堂先生众多作品中其中一篇，我自认为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，而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的，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其中的精华。就如同一壶好茶，需要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去品尝，才能读出其人生的哲理，如同一瓶好酒，甘甜纯美，让人留连忘返。一直都知道苏东坡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就像他所写的诗一样的豪迈、大气凛然。当然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他。

 

　　苏轼以他坦荡的胸怀， 尽情的享受人生，不惧权贵;他敢于说：“我做华堂上，不该麋鹿姿。”，他敢对天子说：“我岂犬马哉，从君求帷伞?”，他敢于向帝王直言陈述：“苛政猛于虎。水旱杀人，百倍于虎;人畏催欠，甚于干旱……是常有二十万余虎狼散在民间，百姓何由安生?”

 

　　即使刚因诗文而遭逢牢狱之灾，诗人的身份已融于苏东坡的血液深处，释放的当天，他又写了两首诗，诗里说：“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”，而另一首诗里嵌有“窃禄”，意为自己无才为官，但“窃禄”一词却源于一份写给曹操的信件，写完这首诗，苏轼自己也掷笔笑道：“我真是不可救药!”

 

　　但正像林语堂称其为乐天派一样，似乎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使苏东坡止步不前，有所畏惧的，在他的一生里，苏轼永远自由自在，正如他的行文一般，那些迫害，打击，在他眼中似乎就从未发生过，他所关心的，只有民生，即使在贬谪之地，他的政绩依然出类拔萃。

 

　　孟子曾经说过，人要有“浩然之气”，如果你是正确的，那么，要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勇气，而苏东坡一生都追求着这样的浩然正气，他不偏执，不狭隘，在王安石一党掌权时，在各地都积极推行新法时，苏东坡和他的一干朋友，站出来指责新政，结果被贬谪;而在新法被全面废除时，他依旧没有严格执行，他留下了他认为对百姓有利的新法，被京中新贵所不容，自此他已不容于旧党和新党之间，因而再度自求外调，这一次，他回到了杭州。在那里，他过得依然很惬意，自比白居易，甚至有了朝云这样的知己。

 

　　“君子役物，小人役于物。”苏东坡不以形所累，他在《记游松风亭》里写道：“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!”要登亭子，亭子还在远处，人却已累极，苏东坡却忽然想到，为什么不能就地歇息呢?是啊，何处不可安歇，何必要到亭子里去呢?有了这样的心境，他才能纵情山水之间，不以为贬谪为忧。有了这样的心境，即使在穷山恶水的岭南，依旧可以说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有了这样的心境，他才可以在瘴气重重的海外，完成了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的注解。

 

　　一代大师终于还是走了，走在了北归途中，但即是面对死亡，他走的依然坦然，可以笑罗什的不安然，可以不念西天，不念来生。

 

　　“浩然之气，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者矣。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岳，幽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”